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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土耳其:从帝国到民族国家

奥斯曼-土耳其:从帝国到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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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不是只关注过去,也为解读现实提供了一种方法和路径。面对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世界发展正在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土耳其在欧亚、中东地缘政治中呈现新态势。我们该如何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角度进行思考?“帝国”和“民族国家”到底是什么?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的成长过程经历了哪些重要的变化和转型?是哪些因素催生并构成了现代土耳其?

为进一步深化关于上述问题的研究与交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于9月23日至24日联合主办第二届“奥斯曼-土耳其历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承办,主题为“从帝国到民族国家”,共设有四个分论坛。来自国内外众多高校的青年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相聚,共同探讨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变迁与精神延续。

在开幕致辞环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涛首先介绍了论坛总体情况。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章永乐在致辞中指出,奥斯曼-土耳其研究是当前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存在方法上的深度互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主任唐志超研究员指出,要将奥斯曼研究与土耳其研究打通,强调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同时也强调中国学者研究的主体性,通过打造特色研究领域、创新学术话语体系、融入比较的视角,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奥斯曼-土耳其研究。

第一场分论坛:环境、疾病与城市:奥斯曼帝国的兴衰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张东宁的报告题目为《纳月入怀:奥斯曼帝国创业期(1299-1453)的环境史地与气候变迁初探》。奥斯曼家族并非世胄,史家历来求索其何以崛起于迷雾之中。张东宁选取“奥斯曼之梦”为研究对象,以十五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的编年史料为基础,分析奥斯曼帝国创世传说的流传过程,梳理“梦境”内容所述及的十三世纪末“世界岛”交汇处的天地、山川、草木、城乡等历史与环境变迁信息。通过将奥斯曼帝国创业期的历史发展脉络与全球尺度下十三到十五世纪气候变动及人类历史指标事件相比较,认为带有草原民族特性的早期奥斯曼政权相较于邻邦,更能适应动荡相对剧烈的气候环境,从而在不同文明的碰撞中抓住机遇,完成创业崛起,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帝国性。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董世康的发言题目为《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的地中海——红海城市(1517-1650)》。十六世纪奥斯曼帝国向南方扩张的过程中,打造了一张跨地区的城市网络,大马士革、开罗和麦加是其中的三个关键节点。首先,在经济方面,这张网络以海陆朝觐贸易为基础,串联起该地区的许多重要港口,并将其商业影响力拓展至从东非之角到印度西海岸的广大地区。这些城市和港口之间构成一种 “多元联动”的态势,它们共同编织了帝国南方边疆的经济网络,带动了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商品与货币的跨区域流动。其次,在城市建设方面,随着贸易的繁荣与经济的发展,三座城市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人口增长,城区扩张的现象。在此基础上,奥斯曼人采取灵活的统治手段,根据不同城市的不同历史地理背景实施差异化治理,重塑了三座城市的内部结构和空间格局。帝国意志与地方传统在这个过程中展开了深刻的互动,使得三座城市成为微观权力博弈的舞台。再次,在政治文化方面,奥斯曼帝国则通过将伊斯坦布尔建筑风格与地方建筑传统相融合的方式来塑造城市景观,借此宣示帝国的权力在场与文化霸权,强化了帝国对这些边远地区的控制。总之,这一城市网络打通了地中海与红海之间的联系,为奥斯曼人进一步南进印度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经济基础。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梁蓉容以《珠光璀璨:从托普卡比宫博物馆藏珠宝镶嵌瓷器看 16-17 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为题发言。十六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在苏莱曼大帝的统治之下,宫廷内掀起了一股镶嵌风,各种材质的工艺品都被宫廷工匠镶嵌上耀眼的珠宝。与此同时,大航海时代到来,瓷器开始大批量地进入帝国境内。于是,璀璨的宝石与晶莹的瓷器结合在了一起,似乎只有像这般精美的器物,才能与“伟大的苏莱曼大帝”统治下奥斯曼帝国的强盛实力相匹配。到十七世纪中叶,帝国迎来著名的“郁金香时代”,苏丹对珠宝镶嵌瓷器的兴趣全方位地转移至对郁金香的狂热追求中。随此而去的,是奥斯曼帝国称霸时代的结束。1699 年,帝国签订 《卡洛维茨合约》,标志其与欧洲国家不再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并自此迈向向西方学习的步伐。奥斯曼帝国的辉煌盛世,以及其对于遥远东方文明的崇拜,由此被封存在流行了近一个半世纪的珠宝镶嵌瓷器中。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副教授宋保军的发言题目是《黑死病在近东的传播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他分析了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五世纪中叶黑死病在近东的传播与复发对拜占庭帝国和小亚地区的其他突厥公国造成的沉重打击,以及黑死病对奥斯曼帝国的较小影响。在黑死病流行期间,奥斯曼国家乘机利用成功的军事扩张和施粥所等救济手段吸引周边的基督徒和穆斯林民众,侵占拜占庭帝国和其他土库曼公国的土地,并于1453年成功攻占君士坦丁堡,从一个边疆公国变成一个横跨亚欧两洲的大帝国。他认为,黑死病在近东的传播客观上有助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

天津师范大学申十蕾的发言题目为《十九世纪希贾兹与疾病:朝觐、流动与霍乱》。十九世纪上半叶商业、移民、宗教朝觐的流动为霍乱传播创造各种途径,1831年以麦加为中心暴发霍乱,包括水源污染、动物祭祀污染、基础卫生设施薄弱的朝觐卫生体系成为关注重点,奥斯曼帝国采取更严格的检疫与隔离措施来避免疫情蔓延,包括隔离患者、清洁消毒、建立防疫站点、严格管控朝觐活动、建立医院等措施。在社会治理方面,奥斯曼政府通过建立卫生管理委员会、收取朝觐税费、实行查验制度、骆驼军队保护朝觐者生命财产等措施,旨在展示奥斯曼政府权力,防止西方国家干涉其内政。欧洲殖民主义建立保护机制推动希贾兹衍生出从本土防治发展到外化控制、以西方为主导的联合管理体系,这与多方霍乱防控的立场与其背后意图相关,霍乱从地方性到全球性的历史治理经验中可知需要构建一套更为平等协作的国际防疫体系。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杨冰冰以《“欧洲病夫”:奥斯曼帝国在十九世纪霍乱病因学之争中的角色》为题进行发言。一直以来,“欧洲病夫”是人们对晚期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印象,但是其实它也与奥斯曼帝国的健康与卫生情况挂钩。经过不同时代的西方旅者、医生与政治家们异曲同工般的层层构建,这个概念才在西方人那里形成了普遍的共识。十九世纪的霍乱爆发是审视与检验这些共识的过程。西方人认为霍乱不具有传染性,污秽的卫生条件与不健康的体质是奥斯曼帝国的霍乱根源,并通过质疑奥斯曼帝国的检疫措施,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奥斯曼帝国则坚持认为霍乱具有传染性,一边通过实施检疫改革维持了政治权威,一边又推进医疗卫生改革回应了“欧洲病夫”的质疑。双方的霍乱病因学之争涉及工业革命、自由贸易原则与资本主义全球市场形成等等时代因素,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而奥斯曼帝国在其中的角色也见证了帝国殖民扩张背景下文明交往的多元性、灵活性与进步性。

在评议环节,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刘义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袁剑分别对大家的发言提出了专业、实际的意见,发言人也对专家的评议做出了相应的回应。针对前三位学者的发言,刘义指出,从历史地理学、城市史以及艺术史的角度进入奥斯曼-土耳其研究体现了研究视角的多样性,同时也与国际接轨。此外,刘义还在翻译、规范等方面对发言人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后三位学者的发言都围绕疾病、瘟疫展开。袁剑指出,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疫情使得我们对历史以及现实都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一方面,当前的情况使得我们对疫情本身有了更加切身的体会,这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历史上所发生的疫情,以及这些疫情对于当时地缘政治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最近几年全球的疫情使得我们对于疫情背后地缘政治的变迁产生了更深刻的理解,这其中也包括土耳其在疫情期间所发生的变化。

第二场分论坛:帝国内外:比较视野中的奥斯曼帝国

伊万·贾瓦希什维利第比利斯国立大学李剑锋的发言题目为《奥斯曼帝国语言影响力历时变化:格鲁吉亚语中土耳其语外来词的语料库分析》。格鲁吉亚作为土耳其的邻国,历史上长期受到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因此历史词汇中存在大量土耳其语外来词。基于格鲁吉亚语中土耳其语外来词的历时数据,拟合出奥斯曼帝国对格鲁吉亚的语言影响力曲线,同时推算土耳其语外来词在格鲁吉亚语中从传播、使用到进入主流语言的周期约为200年。根据奥斯曼帝国“前期-崛起-扩张-衰退”不同发展阶段中土耳其语外来词不同类别的分布规律,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解释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的原因:1)军事力量减弱和奥斯曼中央制度松散;2)帝国奢靡铺张的社会风气盛行;3)“伊斯兰化”政策推行不彻底;4)地方势力的反抗和外部势力的干涉削弱了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白云天以《阿拉伯文史著对于“奥斯曼征服”的层累建构》为题发言。在现代通行的历史叙事中,1516-1517年奥斯曼帝国取代马穆鲁克王朝对沙姆、埃及的统治,被看作是奥斯曼人“征服与统治阿拉伯世界”的开端。但在16-19世纪的阿文史著中,沙姆、埃及、汉志、也门及伊拉克等地很少被统称在带有“阿拉伯”字样的概念下,奥斯曼人的“征服”更没有被视作“土耳其人对阿拉伯人的战争”。但到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二十世纪,“奥斯曼征服”就被普遍置于“土阿民族关系”的框架下,甚至还在“民族独立”的语境下被贴上了“殖民侵略”的标签。当然,激进的“民族主义史观”从未垄断阿拉伯史学界,总是有阿拉伯史家在“伊斯兰世界”的认同下,强调“奥斯曼征服”的历史贡献,甚至指责“民族主义史家”对奥斯曼人的“污蔑”,但却也没有跳出“土阿民族关系”的叙事框架。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杨瀚椒的发言题目为《巴尔干的奥斯曼“帝国遗产”研究》。作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龙兴之地”,巴尔干半岛见证了奥斯曼侯国从安纳托利亚的一隅,蜕变成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的壮阔历程。奥斯曼帝国自诞生起就带着巴尔干的属性。可以说,巴尔干和奥斯曼土耳其的文化关系相互浸润,密不可分。这种历史的纽带,一直延续至今。帝国遗产、历史记忆和地缘政治始终是影响土耳其人对巴尔干情感与认知的核心因素,正发党上台后,土耳其也一直试图充分利用这种传统纽带,以增强其对该地区外交政策和宗教事务的影响力,并取得一定的成效。杨瀚椒的发言旨在通过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中的巴尔干属性进行分析,进一步指出现代土耳其在巴尔干政策的特殊性,为研究中等强国崛起方式提供佐证。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王志斌汇报的题目是《晚清土耳其穆斯林的来华及其社会活动探讨》。王志斌以晚清时期来自奥斯曼土耳其的穆斯林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相关档案和报刊资料,从游历者、经师两方面对土耳其穆斯林来华的史实进行了考证和分析,认为土耳其来华的人员有以单纯的游历、传教为目的的,也有行乞为生的,更有进行欺诈活动的,形形色色、多种多样,但在内地活动中以宗教为纽带的穆斯林群体是来华土耳其人中最主要的部分,通过对他们的追述,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晚清来华土耳其人的多层面像,正确看待土耳其穆斯林和宗教在中土文化交流交融中所起的作用,从而加深我们对中土两国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的再认识。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王晋以《16世纪明代“天下体系”与奥斯曼“帝国体系”的比较初探》为题发言。王晋的发言通过比较十六世纪明朝“天下体系”与奥斯曼帝国在十八世纪前“帝国体系”的异同,认为“天下体系”具有不同于其他文明外交制度的三个特征。首先,中国“天下体系”强调“和而不同”,不过度干涉体系内部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而这一思想至今仍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形式被中国外交所继承。其次,中国“天下体系”强调“恭顺”“书表”等外交“仪式感”,建立“天下体系”的动机是为了维持中原王朝形式上的核心地位,而非汲取臣属国的资源,对于臣属国使团和王室甚至经常给予各类赏赐以显示“天朝富足”“皇恩浩荡”。最后,“天下体系”依据儒家经典政治思想,反对暴力推广中国的政治文化,而是倡导“修齐治平”,将中华文化的政治秩序,通过物质、仪式和等级,逐渐让其他臣属国家接受,实现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评议环节中,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长聘教轨副教授陈浩以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鹏分别对五位发言人的文章提出了建议。陈浩指出,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定位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智库,同时也应该是学术生产的重要阵地。针对李剑锋的发言,陈浩补充了奥斯曼-土耳其之前格鲁吉亚的语言变迁情况,同时提出了地名对于反映不同历史时期人群轨迹的可能性。陈鹏提到了区域国别研究中学科交叉的重要性,随着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科进行融合和交叉。对于奥斯曼-土耳其研究,可以从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角度出发进行对话,尤其可以充分发掘中土两国的多类型文献,从中土关系史角度透视中国人对外思想、制度的变迁。

在之后的讨论环节,线上线下的学者对于Rum和Rumi两词的进行了集中讨论。白云天指出,Rum一词来源于“罗马”,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继承了“罗马”这一称号。宋保军指出,明清时期称小亚细亚为Rumi。昝涛指出,Rum和Rumi是身份问题也是地理问题。Rum的身份以及由Rum衍生出来的Rumi在十六、十七世纪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Rum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专门指希腊的正教徒,Rumi指奥斯曼帝国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核心区和居民。虽然Rumi一词与“罗马”存在关联性,但是当时人们所言所指已经不能被等同于“罗马”。

第三场分论坛:时代更替:民族国家与现代性

乌拉尔联邦大学东方学教研室陶静虹的发言题目为《土耳其民族建构的外来性》,主要梳理了突厥语民族的超民族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奥斯曼主义”作为土耳其根据自身历史建立现代性的民族国家这一尝试的失败,导致了由俄罗斯鞑靼知识分子建立的突厥语民族的超民族主义在土耳其境内的盛行。突厥语民族的超民族主义本质上与西方民族建构的思维基本没有区别,基于西方社会科学方法,一以贯之的原则就是“语言民族主义”。需要指出的是,从加斯普林斯基开始突厥语民族的超民族主义实际上被视为是一种民族主义建构,而不是一种超民族建构。突厥语民族的超民族主义的悖论性体现在:一方面,突厥语民族的超民族主义试图灭亡一种共同体——即在同一历史疆域内,相邻生活着的具有数百年共同被统治经验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它又试图通过东方学和语言学原则,得出一个完全是科学(特别是语言科学)而不是历史上可感的“想象中的共同体”,即所有的突厥语的人口都具有同一历史神话根源。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王艺涵以《想象多元文化主义:后帝国记忆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话语》为题发言。自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对于奥斯曼帝国遗产的遗忘、想象、创造和重构一直是土耳其政治话语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奥斯曼帝国作为帝国的多民族多文化共生的特性,与土耳其共和国试图建设的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相冲突。共和国的政治精英们,通过解构与重构,创造了一个“宽容”“多元”的帝国形象。并进一步发展为土耳其的多元文化主义。土耳其版本的多元文化主义叙事核心不在于展现多元性,而是将土耳其人作为主体,其他族裔作为客体,二者并非处于平等地位。其意在展示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良性互动,展现不同民族在土耳其人治下的多元一体。将在早期共和国时期被批判的多元文化社会模式,置于后现代的政治语境之下。并在实践中将其纳入土耳其民族主义话语当中。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秦彦洋的发言题目为《从伊斯兰现代化到新奥斯曼主义——十九世纪青年奥斯曼思想的当代意义》。青年奥斯曼运动处于奥斯曼帝国新旧改革交替时期,其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特点。具体而言,在政治改革维度,寻求一种包容性的伊斯兰现代主义,代替全盘西化;在民族自强维度,主张奥斯曼主义取代伊斯兰主义成为国家认同的基础;在社会动员的维度,新民族资产阶级取代旧贵族登台。二十世纪末以来,伴随着土耳其国家的主导性意识形态从僵化的世俗主义转变为“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青年奥斯曼思想被当代土耳其知识界重新重视,与所谓“新奥斯曼主义”的构建结合在一起。对内,围绕土耳其身份和人口的多元文化性,知识界开始重新想象奥斯曼帝国的过去,特别是其文化多元化,将多元化作为解决身份和政治统一问题的模式之一。对外,青年奥斯曼党人那种超越某一种族、某一地域的“大奥斯曼观”,在地理上涵盖西亚、北非、东欧多个现代民族国家,也符合进取型外交战略的需要。重新认识青年奥斯曼运动,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耳其政治思想、社会文化方面的新动向。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明隽的发言题目为《凯末尔时代土耳其教育的改革与建设》。教育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土耳其共和国在凯末尔时代大力推动西方化和世俗化,开启了现代化迅速发展的进程。通过各方面的改革与建设,土耳其在教育领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开启了教育现代化。李明隽通过分析相关文献,从教育改革的背景渊源、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建设、教育教学内容的调整、以国民学校与人民宫为代表的社会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以及教育变革的积极意义与缺陷等方面,全面讨论了凯末尔时代土耳其的教育现代化历程。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赵馨宇的发言题目为《世俗主义与现代性——反思土耳其“世俗主义”话语的变迁》。赵馨宇梳理了土耳其共和国自凯末尔时代至埃尔多安时代关于“世俗主义”话语的变迁,反思了凯末尔的世俗主义改革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指出凯末尔版本的世俗主义试图将伊斯兰教置于国家的监护与指导下,创造出一个在大众层面上完全“非政治的”“本土的”伊斯兰教,利用它实现自己的改革计划,通过重新解释穆斯林传统促进土耳其复兴。赵馨宇还关注了世俗主义内涵在正发党执政时期的演变,指出正发党人不质疑世俗主义的必要性,但对其定义有自己的理解,更加强调宗教信仰不受政治权力干预的自由。赵馨宇还试图从后现代理论视角,在后世俗社会的背景下讨论土耳其的世俗主义问题,并关注了自凯末尔时代至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政教关系的延续、传递与变迁。

在评议环节中,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张忞煜以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董雨对五位学者的发言做出评述、指出了相关问题。张忞煜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强调了论文写作过程中学术史回顾与理论视角引入的必要性,从后现代的角度出发对西方中心视角进行了反思,指出了从话语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的重要性。董雨从材料广度与论文写作规范的角度提供了更多线索和建议;此外,董雨也指出,在使用特定概念时,应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辨析。

第四场分论坛:区域与全球视野下的土耳其

国防科技大学博士后高建芝的发言题目为《简析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马其顿改革问题上的外交选择(1903—1908年)》。二十世纪初,当马其顿问题上升为国际问题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意图利用列强间的分歧,破坏欧洲协调,为马其顿改革设置重重障碍,以达到维系帝国稳定与完整的目的。在马其顿改革进程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逐渐疏远英国,转而依靠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对其都有巨大影响力的德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希望将其与德国的战略利益进行绑定,并利用德国对奥匈帝国以及意大利的影响力,对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威慑力,谋得列强间的外交平衡,同时尽可能限制巴尔干诸国觊觎帝国的欧洲领土。然而,在现实主义政治面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外交努力往往显得徒劳,因为自始至终其外交主动权并未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使其在更多的时候只能希望以较小的代价换得可能遇到的更大损失。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博士后杜东辉的发言题目是《威胁的分化:土耳其与英法同盟关系的形成与破裂(1939~1941)》。对于1939年英法土同盟关系,他指出,三国对威胁的认知存在明显的差异:土耳其视意大利为主要威胁,英法则将德国看作主要对手。威胁的不对称削弱了三国同盟关系的凝聚力和有效性。随着战争的推进,土耳其的战略环境迅速恶化:英法无力提供军事援助;苏联单方面提出《海峡公约》的修订问题;德国则通过威逼利诱的方式敦促其保持中立。战争爆发后,避免重蹈“波兰的覆辙”(1939年)、“法国的覆辙”(1940年)和“南斯拉夫的覆辙”(1941年)先后成为土耳其的安全关切,三国同盟无力帮助其应对这些威胁。面对威胁的转移和分化,土耳其选择重返中立政策,以其立场的模糊性应对威胁的不确定性。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高成圆的发言题目为《土耳其官方关于“塞浦路斯问题”话语的转变(1923-1960)》。高成圆从话语研究的角度对土耳其官方在1923至1960年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态度和立场进行了考察。总体而言,在共和人民党执政时期,土耳其官方将塞浦路斯视为英国的内政问题,长期没有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话语;执政后期则对外支持英国对该岛的主权,对内否认土耳其存在该问题。在民主党执政时期,曼德列斯政府前期延续共和人民党的政策,后期则承认土耳其存在该问题并赋予其的重要性,官方话语经历了从“维持英国统治塞岛现状”到“将塞岛归还土耳其”再到“分治塞岛”最后到“支持塞岛独立”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土耳其政府逐渐将塞浦路斯描述为急需回归“祖国母亲”(Anavatan)——土耳其怀抱的“游子”(Yavru Vatan),将塞浦路斯问题表述为土耳其的“国家事业”(Milli Dava)。作者认为这两个表述成为之后土耳其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核心话语与权威话语。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陈雅雯以《“青年土耳其人”与1908年青年土耳其人革命》为题进行发言。本次发言聚焦在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青年土耳其人”及其领导的1908年青年土耳其人革命,中文世界对这一群体的认识及其翻译并不统一,因此发言首先尝试厘清“青年土耳其人”这一术语的内涵和使用语境,尤其重点讨论这一群体与“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关系,进而关注1908年青年土耳其人革命,以期呈现其中的独特之处,最后选取一位同时代的法国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以他对青年土耳其人革命的评论作为个案,考察当跳出奥斯曼帝国自身演变的视角,对于生活在20世纪初的人而言,这场革命还可能被置于何种位置,从而丰富对“青年土耳其人”与这场革命的认识。

西安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讲师刘新越的发言题目为?erkes Ethem and the Circassian Element in the Turkish War of Independence。1919年5月15日希腊军队登陆伊兹密尔,并于随后逐步挺进安纳托利亚内陆。切尔克斯·艾特海姆很快以萨里赫利为中心,在6月间沿着马尔马拉海南岸到爱琴海一线组织起最早抵抗希腊军队的民兵武装之一。在凯末尔尚未组建起正规军、力量薄弱之时,艾特海姆帮助其击退了三支忠于伊斯坦布尔政府的民兵武装的进犯,使凯末尔有余力发展自身政治势力,进而组建起足以抵抗希腊军队的正规军。然而,在以凯末尔为中心的正规军队组建后,艾特海姆不愿服从正规军的调遣,在指挥权、军纪控制等问题上与多位军官发生了激烈冲突。此外,艾特海姆试图通过出版宣传性报纸等方式在安卡拉增强其政治影响力,加深了他与凯末尔间的个人矛盾。1921年1月,安卡拉政府决定通过军事手段解除艾特海姆民兵武装的潜在威胁。艾特海姆在遭受正规军的步步进逼后被迫与希腊方达成协议,逃往希腊占领区。一直以来,凯末尔主义官方史学将1921年1月的一系列事件定性为艾特海姆叛乱,并特意强调艾特海姆的切尔克斯民族身份。这一观点在近年来愈发受到挑战,持不同立场的学者依然就艾特海姆是民族英雄还是叛徒而争论不休。

在评议环节中,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王晋以及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副教授宋保军分别对五位发言人的文章做出评议,并给出了具体的意见。随后,各位发言人就评议专家提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在闭幕致辞中,昝涛教授对为期两天的论坛做出了总结。昝涛指出,从选题来看,本届论坛的发言题目多具有跨学科、多元化、创新性的视角,与国内外学术界都进行了对话;从所用材料来看,绝大多数文章都基于一手资料进行研究,同时也有很好的理论关怀;从问题意识上来说,与会学者的发言具有中国学者进行奥斯曼-土耳其研究的主体性和理论关怀。昝涛指出,当前国内奥斯曼-土耳其研究还处在发展初期,传统上与中国历史学研究主要领域的联系较少,要想在学术界赢得一定的地位,需要青年学者共同努力。最后,昝涛还对第一届论坛的论文集《奥斯曼土耳其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进行了介绍,并表示希望系列论文集能够成为论坛的载体,用中文做出和国外学者同等水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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